雖然學者研究顯示,以所得定義來看,台灣中產階級相對穩定。但其實,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,已悄悄產生質變。《天下雜誌》推出「搶救焦慮中產」系列報導,即便年薪百萬的科技業工程師也捨不得買車,究竟受薪階級遭受什麼壓迫?
文/鄭閔聲 由天下雜誌授權轉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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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中產階級為何受壓迫?員工分不到經濟成長果實,「我感覺離有錢人愈來愈遠…,」結婚11年只出一次國的文科媽媽,擔憂兒子選錯行過更差;即使在科技業年薪百萬的工程師,也為未來發愁。
雖然學者研究顯示,以所得定義來看,台灣中產階級相對穩定。但其實,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,已悄悄產生質變。
1990年代初,員工薪資報酬佔國內生產毛額(GDP)一半,企業盈餘佔3成。但2021年,員工只剩史上新低的43%,企業盈餘來到37%,隔年雖稍有反轉,員工報酬仍佔不到44%。
「政府有責任讓企業與勞工合理分享利潤,簡單來說,就是企業應該幫勞工加薪,」曾任勞動部次長的立委郭國文認為。
過去十年,政府調高最低工資,希望讓勞工分享好處。但其結果是,最高薪與最低薪者調幅高,但中等薪資者變化較小。
「現實是平均數和中位數差距愈拉愈大,有超過三分之二勞工,領不到平均數,」立委賴士葆觀察,光調高基本工資對大部份人沒有幫助。
根據主計總處,薪資漲幅也呈現行業落差。以半導體為主的電子零組件、電腦光學製造業,則受惠於國際市場需求,加薪幅度一枝獨秀。但其他製造業、批發及零售業、倉儲貨運等也雇用大量就業人口的職類,增幅則低於平均。
一個人是否有機會獲得高薪,很可能從大學讀的是什麼科系、出社會做的是哪一行,就已經提前注定,且強者恆強。
104人力銀行人資長鍾文雄分析,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較高的產業與職類包括研發、資訊、人工智慧、智慧財產,這些工作機會過去5年的起薪增幅皆超過一成。
不同行業薪資有別,看在40歲的安娜眼裡,她已暗暗有了決定。
週五傍晚6點半,身材嬌小、頭髮微微散亂的安娜,匆匆趕到位於台北市松山區的全美語安親班,帶五年級的獨生子,回到新北市的租屋處。
她在傳產上市公司工作,年薪約80萬,但結婚11年來,每月家庭收支只能勉強打平,因為她和先生有個共識:生了小孩,就有責任讓他未來能過有品質的生活。
從幼兒園開始,她就堅持孩子必須接受雙語教學,再加上鋼琴、游泳等才藝課程,每年光教育費用就要30萬元,但她一點也不心痛,「存錢買房這輩子大概不用想了,娛樂活動也偶爾有就好,我們只擔心下一代過得比爸媽還差,所以才把手邊能動用的資源,盡量投在他身上,」一面替幾乎和她一樣高的兒子整理書包,安娜平靜地說。
她也曾懷念剛出社會、月薪不到3萬的日子,當時只要控制物慾,就能每年出國一趟,但結婚後總共只出過一次國,「我是感覺離有錢人愈來愈遠,如果和出社會時的想像比,發展可能不如預期……。」
中文系畢業的安娜,不希望兒子走上一樣的路,正計劃替他報名第二外語、程式設計等課程,「AI會取代很多工作,要有競爭力,職業選擇就只能更往上層走,」她第一次露出焦慮。
但即使投入台灣最具競爭力的科技業,也未必等於打進上流社會。
42歲、成大機械系畢業的傑森,大約在15年前踏入職場,目前在一家上市集團旗下的電子公司,擔任高級產品工程師,每年總收入略高於100萬元。「不要以為科技業一定都拿好幾百萬,這行也是有分階級的,」他自我解嘲。
是科技人,但不是新貴,傑森每天騎半個小時機車到偏遠的郊區上班。他沒有買房計劃,短期也不考慮結婚,因為與母親租屋同住的他,無法同時負擔兩筆租金與奉養雙親開支。為了替一切可能風險做好準備而努力儲蓄,不必要的開銷能省則省,他更不願意買車代步。
「我的收入看起來不需要幫助,但只要遇到個意外,可能就掉下去了,」傑森說,他眼前最焦慮的問題是年歲漸長的雙親一旦健康亮起紅燈,他該如何兼顧工作與照護責任。而沒有孩子,20多年後,自己的退休生活該怎麼過。
「台灣的政經結構,正陷入類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系統性危機,」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呂建德直言,政府若不妥善應對這股民意,可能步上歐美民粹勢力崛起、自由民主體制受挑戰的後塵。
呂建德呼籲,台灣的勞動與社會政策,應該進行以「社會投資」為主軸的結構改革。
不同於社會福利,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(福利),多用來提供高齡、身心障礙、疾病等弱勢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。
但隨著全球化造成就業機會外移、貧富差距擴大,開始有學者主張政府應扮演更積極角色,確保所有人民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。
不同於給錢,社會投資是政府提供普及且高品質的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公共服務,以達到培養優質勞動力、驅動產業創新,創造健康經濟成長的目的。「社會投資最大特色,就是政府投下的經費預期會有回收,不像社會福利,發出去就結束了;社會投資也不只鎖定弱勢族群,所有人都可以是投資對象,」他解釋。
舉例來說,增加公共托嬰,提高0到2歲幼兒送托率,就能釋放因生小孩而中斷職涯的優質勞動力;這群人進入職場創造的產值與稅收,就是投資收益。
「社會的價值觀,是由中產階級所支撐的,要支持這群人、讓他們壯大,社會才會穩定,」政大財政系教授連賢明也贊成。
但這是個巨大的觀念轉變,因為收入中等到前段的民眾絕非弱勢,對於住宅、托嬰、教育、醫療照護也有相當的品質要求。政府希望減輕社會中堅份子的生活壓力,但各項服務都要通過中產階級的品質考驗。
另外,「花錢的同時,不要忘了景氣不會永遠那麼好,」一位前財長也提醒,公共服務一提供就只能延續,很難收回不做,但景氣反轉,稅收就可能快速惡化,殷鑑不遠。
焦慮的中產,已透過選票發出怒吼,擴大社會投資,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,是降低中壯世代焦慮的好對策,但錢從哪裡來、公共服務的品質夠不夠好,將是未來賴清德政府的雙重挑戰。
(原文標題:焦慮中產》年薪百萬工程師不婚不生不買車:怕有意外我就掉下去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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